怀念“老黄牛”

  1959年老牛调到唐山劳动日报农村组,和李连仲、李锦林等同志在一起工作。1979年我调到报社时,他已调到省委宣传部好几年了,虽未和他一起共过事,但我了解他的一些情况,知道老牛从玉田县报调到唐山劳动日报时感到业务吃力,但他认准了勤能补拙这个理儿,硬是坚持勤学苦练。他是个一头沉干部,家在农村,夫妻两地分居,报社周六下午和星期天放假,他不逛公园,不逛商店,或猫在单身宿舍读书,或伏在办公桌前练笔,很快就适应了报社工作的需要。

  “老黄牛”是牛增慧,1934年出生在玉田县郭家桥乡牛庄村,1954年入党,195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,后任《河北日报》副总编辑。人们叫他“老黄牛”,不仅因为他姓牛,更是因为他能吃苦耐劳,甘当新闻战线上的“老黄牛”。

  论学历,他只是高小毕业;论出身,上班就是鸦鸿桥电线月当话务员开始投稿成为党报通讯员,到成为县报、地区报记者、编辑,到省报副总编辑。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大的跨越,靠的就是“老黄牛”的精神。他有股负重爬坡的拼劲儿,有股埋头拉犁的实劲儿,有股不待扬鞭的勤劲儿。

  1994年他退休后,出于对玉田家乡的无比热爱,出于对新闻事业的不息追求,来到一大型国企担任宣传顾问。他衣着朴素,说话谦和,为人忠厚,办事稳妥,没有半点架子。从此,我和他一起共起事来。

  听此噩耗,泪洒衣衫。我说我想把这本新书快递给他,就差几天,老牛没有看到这本经他校对、把关、作序的新书,多么遗憾啊!回想老牛在玉田女儿家养病的四五个月,我看望他三四次,感觉是他脸色不错,精神很好,只是耳聋,说话有些气短。没想到几个月不见,他就先走一步了。

  更使我难忘的是2016年,我出版第四部书《报道伴人生新闻作品集》,老牛费尽了心力。第四次出书的想法一提出,就在电话里听到了老牛的爽朗笑声和支持话语。老牛已年逾八旬,身体欠佳,正在玉田女儿家养病。得到这个消息,双休日我从秦皇岛赶到玉田开发区看望他,过几天,又把全部书稿快递给他。面对20万字厚厚的小五号书稿,他逐篇逐句逐字进行校对,发现错别字一一标出来,看得非常仔细、认真。他还对书稿内容严格把关。如通讯《乡村女厂长》原稿中有一段这样写到:“邓丽苹买卖没有谈成,扫兴而归,迈进家门只见屋里屋外凌乱不堪,三个年幼的孩子穿着脏呼呼的衣裳,趴在地上玩耍,桌上扔着几个硬邦邦的冷馒头”老牛指出,“三个年幼的孩子”这句必须把“三个”去掉,因为那时候生三个孩子属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。我说,1984年9月10日《河北日报》发表时就是这样写的。他说,那是当时把关不细,出书要严把政策关。最后,我还求他作序。他不会在电脑上打字,就用钢笔一字一句书写,三易其稿,不嫌麻烦,最终序言定稿为2300字。校对、审核书稿无误后,我未急着出版。老牛说,新书要抓紧出,不要等到年底。于是,我从速联系出版事宜。结果,书稿寄出,4个月后的2016年11月30日正式印刷,近千册书托运到玉田已是12月4日下午。12月5日早晨我又坐火车返回秦皇岛。新书到手,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先快递给老牛几本。当日晚上7点,当我给他的女儿打电话问起老牛在哪里时,她却哽咽地说她爸昨天吃过早饭说自己心律太快,不一会就咽气了,故在石家庄了。

  我所在的集团综合处,职责是“四办一接待”,即办报、办文、办会、办事,接待来访的各地新闻界朋友。老牛来了,不仅每天陪记者采访、座谈,闲下来还对厂报记者和通讯员的稿子进行修改。他总是拿着一个红色小楷笔,对稿子字斟句酌,勾勾抹抹,使我压力减轻了许多。在两年多的工作相处中,我从老牛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。

  老牛永远走了,但他的音容笑貌还闪现在我眼里,他的精神财富还保留在我眼前。他给我留下了“三个遗物”:一本37万字的新闻专著《老牛犁痕》,我把这本书置于案头,闲时翻阅;一本书法集《增慧墨迹》,放在枕边,随时欣赏;一幅楹联“兴来三盅酒闲时一曲琴”,我把它裱好,放在卧室天天能看到。

  1996年7月,老牛回到了石家庄。按理说,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了,可他却满腔热情地为党报事业奉献余热,又参加了河北日报社老干部评报组,并担任组长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义务评报,分文不取,甘当报业“啦啦队”,实在难能可贵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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